医疗安全

世界那么大,去看看麻醉医生

发表时间:2016-05-26 点击:457

来源:解放日报

 

  2015年3月4日,一位规范化培训医生在麻醉科轮转值班后猝死。据不完全统计,这是近3年的第13位麻醉医生猝死。2014年11月,于布为教授担任会长的上海市医师协会麻醉科医师分会,在年会上率先提出一份《上海市麻醉科医师劳动保护条例(草案)》,分发给800多位与会者,发出麻醉医生的呼吁,但目前还无实质进展。

  上海市医学会麻醉专科委员会主委俞卫锋教授很无奈:“虽然目前只能算是一种倡议,但毕竟我们发出了我们的呼吁。”他认为,麻醉科室的困局在于各科手术量呈几何级增长,长时间的人手缺乏,以及对麻醉的低估。“我很矛盾,担心说了大实话,就更加没有人来了。”

  已被报道的猝死医生数字,并不包括发生心跳骤停被抢救回来的医生。

  梁艳(化名)是上海某三甲医院麻醉科副主任,年近五十。2001年,她工作的第11年,曾在死亡线上走过一遭。

  那日早晨,她结束夜班,按“科里惯例”她还得继续上白班。在忙完5台甲状腺手术、2台肠梗阻手术后,她就直接晕倒在手术室内。同事们一通按压,抢救回来,迅速做了心电图,提示心肌缺血,并给她开出两周病假单。她把病假单揣在口袋里,心想今天还是先回家再说。746路公交车上,她渐渐感到胸前“压榨性疼痛”。一瞬间,甚至快要失去意识,连喊救命的力量都没有。她靠在驾驶室边的栏杆上,反复告诉自己:“我要活命!”仿佛命运眷顾,车进站了,报站的广播恰好是仁济医院站。下车后,她踉跄冲进急诊室,一边不断用拳头砸自己的胸口。

  一位护士发现了面如死灰的她……

  待她醒来,主诊的急诊科医生只对她说了一句:“你们麻醉科的,我知道的,太辛苦了。”

  当时她泪如雨下。随后在ICU住了7天。

  现在回想这些,梁艳已经淡定许多。她的同事,前不久在交班时,就直接倒下,爬起来鼻青脸肿。医护们私下互相唤昵称“徐常在”、“董答应”,因为“常在”医院,有呼叫了得随时“答应”。另一种痛苦是,永无天日。麻醉科医护们上班后都呆在手术室或ICU,全天穿着无菌衣,与世隔绝,连晒晒阳光都变得奢侈。

  2015年3月,在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、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医师分会的支持下,麻醉界颇具影响力的网站“新青年麻醉论坛”发起了一次中国麻醉科医生职业现状大型网络调查——共有12788位全国麻醉科医生在线填写问卷,人数约占到全国麻醉医生总数的15%。

  “每一条都触目惊心!”俞看到结果后说,“特别是工作时长。原来知道工作超负荷,但没想到会到这个程度。47.78%的麻醉医生,不含值班时间,平均每日工作超过10小时……说实话,我们高年资的医生,一般每天工作9个小时左右可以走了,还有多少年轻医生甚至每天工作14到15个小时……”

  有极端一些的,如果再算上值班时间,就会有连续工作24小时、甚至更长时间的情况。

  “人员极度短缺,加大麻醉医生工作负荷,也让麻醉专业的学术发展受限。如果总是累到回到家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,何谈思考?”俞卫锋说。

 

麻醉科困局由来已久,未来只会更缺

  俞卫锋细细回忆,麻醉科困局由来已久,近10年日趋凸显。首要原因是业务量激增。数字说明问题。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每月手术工作量统计表上,各科室的手术床位使用率基本都在100%以上,部分科室甚至达到300%以上。而任何一台手术,都需要麻醉科保驾护航。这意味着麻醉科医生的超负荷运转。

  从1979年起我国对麻醉医生数量有过要求:普通医院需配备麻醉医生1.5名/手术台,大医院需配2名/手术台,承担科教研任务的高校附属医院需配2.5名/手术台。但如今,全国医院平均配备麻醉医生数量仅为0.7名/手术台。而未来的趋势显示,麻醉人员只会更缺。据WHO统计报告,每年有2.34亿人接受手术治疗,相当于每25人中就有1人需要接受手术。据介绍,目前我国年手术量是4500万次,约占世界1/10。但我国人口占世界1/5,未来手术量还可能翻番。

  同时,麻醉科自身的业务范围也在扩大——从单一临床麻醉、固守在手术室内,逐渐扩展到了手术室外。比如门诊无痛内镜检查与治疗、无痛人工流产及妇产科特殊治疗、门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(DSA)手术、急慢性疼痛诊断与治疗、疼痛门诊等,麻醉学科的应用范围已经渗透至临床工作各个科室。

 

听到“麻醉师”三个字,心里非常不舒服

  而导致人手缺少的另一原因,俞卫锋认为,是麻醉科的“低人一等”。一次会议上,一位外科医生向俞卫锋提问:“您希望我们外科医生怎么看待你们麻醉科医生?”俞卫锋答:“起码相互尊重。不要叫我们麻醉师,而是麻醉医师。”而现实中,无论医疗圈内外,无意中的一声“麻醉师”也会让麻醉医生心里“不舒服”。

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麻醉正式发展为独立学科。但是人才奇缺。有一大批护士和临床医师转干了麻醉。同时,不少中专、卫校也开设了麻醉专业。那个年代,基本没有心电监护,“干麻醉很多时候就是打一针就完事”。没有医师注册制度,也缺乏标准,大家进入麻醉科,都是“干麻醉的”,于是被简单俗称为“麻醉师”。其中麻醉医生最感郁闷——地位被明显拉低。“我们这个行业都已经低调到要把自己放到尘埃里去了。”梁艳激动地说。

  国家有关部门早在1989年12号文件中就已明确规定麻醉科是一个临床科室,但即使现在,部分医院的招聘上,麻醉科依然和心电图室、B超室、检验科等辅助科室放在一起。

  梁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老公是骨科医生,有时一起做饭,父亲看见女婿切菜,会赶忙跑来:“侬不好切菜的,万一伤了手,手术做不了了!”梁艳在一边嗔怪:“我也是医生啊,我就好切?”回答是:“你搞麻醉的,又比不上医生的咯……”梁艳回忆当初为何选择做麻醉,是因为在ICU实习,看着憋得脸青的孩子,由麻醉医生插管,插一个,活一个,那时她就意识到,“麻醉医生是可以救命的,特佩服”。

  但大多数人选择麻醉是“迫不得已”。连俞卫锋自己都坦言,当年怀揣“外科梦”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都想着法子要逃离麻醉领域。直到1995年,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成功实施首例肝移植手术,病人是名9岁的儿童。手术对主刀的技巧、麻醉的管理提出巨大挑战。所幸一切成功,病人存活至今。这个病例给了俞卫锋巨大鼓舞——“我头一遭体会到,虽不用刀,麻醉同样能体现非凡的医学价值”。

 

外科医生治病,麻醉医生保命

  俞卫锋在交大有麻醉学选修课,50多位学生报名。刚进入医学院的本科生们最常见的疑惑就是:“麻醉么,不就是打一针让病人睡觉,睡完了觉就好了啰。”俞于是会花不少时间来给学生们讲麻醉的价值。

  他先从患者体验讲起。两个患者做同一种手术,回到病房的感受也可能两样的——一个可能觉得美美地睡了一觉,另一个却像跑了一场马拉松。因为可能一个人血压一直很平稳,而另一个则波动很大。生命指征控制平稳,不仅让患者感受舒适,也对手术及后续康复有影响。1997年,不到40岁的俞卫锋遇过一个棘手病例。病人要做肝脏手术,体形过胖又伴有很多内科疾病。俞卫锋上了台,半小时内就成功放置了动静脉、硬膜外和气管4根导管,整个术中血压波动不超过10毫米汞柱。这让俞卫锋“一举成名”。

  手术前,麻醉医生的术前访视,需要事无巨细地了解病人的健康指标。比如是否戴着假牙,有几颗牙松动,否则术中有可能牙齿脱落;又比如是否按医嘱“禁食”,因为全身麻醉后,人的意识和咳嗽反射会暂时消失,胃中食物容易返流,可能造成感染、甚至引起窒息。

  术中,麻醉医生对病人的生命体征监控责任重大。原则上,麻醉医生打完麻药后在术中不能离开手术室半步,一旦发生紧急状况,麻醉医生要具备极强的快速疾病诊治能力,并实施抢救,必要时要求中止手术。

  “清脆有节奏的‘滴、滴、滴’说明一切正常,如果是低沉的‘笃、笃、笃',我汗毛都要竖起来的。”梁艳说,自己做麻醉要时时精神紧绷,“不是有一句话,只有小手术,没有小麻醉。比如对于一位75岁的老人来说,即使只是非常简单的小手术,要让病人非常顺利麻醉,又非常自然醒来,难度着实不小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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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后,让我们通过照片再了解、认识一下麻醉医生。以下图片摘自新青年麻醉论坛第一届麻醉医师摄影比赛获奖作品:

 

《小休片刻》刁玉刚,沈阳军区总医院

 

《生命守护神》苏健生,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

 

《美丽微笑》张昊鹏,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

 

《认真》韩宝义,新疆医科大学

 

《敬业》胡啸玲,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

 

《青年医生麻醉版》李晗歌,北京协和医院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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